乾隆四十二年，皇帝下令編纂《滿洲源流考》。這道上諭出現多個滿漢文本，相較於漢文本的高度一致，此上諭在滿文《實錄》、滿文《起居注冊》與滿文本《滿洲源流考》的內容卻不盡相同。《滿洲源流考》與《起居注冊》滿文譯文的語句順序及用字均不一致；滿文《實錄》雖與《起居注冊》的語句順序較為一致，但用字仍不同，且其斷句更貼合漢文本《實錄》。這顯示當初纂修滿文《實錄》時，並不照錄滿文《起居注冊》，同時未參考已經成書的滿文本《滿洲源流考》。原因應是滿文本《起居注冊》修纂倉促，《實錄》遂在其基礎上加以修改。滿文是二手文獻，譯者追求貼合漢文本的語意，而不追求滿文文本之間的文字相沿，顯示在文書制度中對傳達文義的要求高於文字的照錄，也因此保留了翻譯者對同一漢文文獻的不同理解，呈現「同調異聲」之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