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國四十年代以來，經建計劃長期主導著台灣職業教育的發展方向。綜觀個其經建部門對於職業教育的規劃，主要依循三大原則：〈1〉職業學校的持續擴張與普通高中的相對凍結〈2〉職業學校中扶植工業類科〈3〉隨經濟成長提高對技職人力程度的要求。同時，美援與世銀貸款等國外資金的投入，則是工職得以快速成長的重要因素。

職業學校的普查資料顯示，技職部門的成長主要是靠私立學校。雖然人力規劃政策並不鼓勵，私立商職、護校與家職持續增設，反映出人力政策與民間需求之間的落差。資料也顯示，不論公私立職校，學制與類科的變更都相當頻繁，而私立學校更靈敏地回應社會需求。

另一方面，在學校體系之中，教育部又將技職教育定位為提供能力較差者所就讀的次等教育，對質校的類科設置、經費、師資來源、課程教材以及升學進修管道實施不當管制。雖然教育部自民國65年以來的重要技職教育政策，從純粹配合人力規劃，逐漸加入以升學與招生為出發的考量。然而，職教政策系統性地重公職而輕其他類科，重硬體而輕軟體，重視公立而輕忽私立學校，使得職業教育的發展嚴重失衡，功能不彰，地位低落。

不過，勞動力資料顯示，在種種不利的條件之下，高職生仍為台灣的勞動市場提供了眾多的技術人力，並特別為製造業與中小企業所倚賴。技職教育的貢獻值得肯定。

從國際比較觀舔來看，二次大戰之後，職業教育的擴張與變化是全球性的現象，並非台灣所獨有，同時，不論分流或是河流制度，技職教育似乎對於各國的經濟發展並沒有一致的影響方向，卻深受國家工業化程度、在國際經濟體系的競爭力、過內產業與勞動市場結構等經濟因素、與時代主導教育理念的影響。台灣過去的職業學校政策純粹由經濟因素所主導，教育理念似乎甚少進入決策考量。雖然民國七十年代以還的先觀政策已經家教育因素，但卻是以紓解升學壓力為目標，而非以辦好技職教育為鵠的。教育當局對於私立學校及學生的歧視政策，更悖離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正義的原則。

從技術養成的觀點而言，值也學校有其存在的價值。從教育的觀點而言，職業教育重視作技術的內涵，強調「從做中學」的學習取徑，在「從書中學」得普通教育之外，提供了另一種教育選擇，讓不同性向與興趣的多發展潛能的機會。在此社會多元化、產業結構轉型之際，技職教育也必須要重新定位。

首先，應將「從做中學」的學習取徑正名為「技術教育」，後期中等教育的脈絡中，則應正名為「高級中等技術教育」，相對於「高級中等普通教育」。其次，在法規方面，建議將高級中等技術學校的宗旨設定為「培養基礎與多元的技術之能與職業道德」〈或是更周全的目標〉。第三，仔細分析各種技術內涵，找出不能為機器所取代，需要經由操作與經驗累積、具有發展性的技術，作為後期中等教育階段技術教育的重點項目並且拓寬升學與在職進修管道以求技術的精進與旁通，或再深入技術背後的理論。第四，課程內容上，除了加強與文集數學的基礎訓練，訂定基本要求外，宜大幅保留職業學校自行發展課程的彈性空間，以照顧職校生能力差異、地區特色、以及與業界交流的需求。

教育部的角色應從現在的管制者與保母，改變為技術校院的監督者、協助者與資訊提供者。開放對設置類科的限制，從寬考量技術教師的學歷資格，以廣師資來源。全面檢討學費政策，根據成本分析學校專業設施的評鑑與技能檢定的辦理，並提供職業訓練與技職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的機會。

最後，考慮人口成長率降低〈或是負成長〉的趨勢，教育資源有效運用的必要性，以及後期中等教育已經超額供給的事實，當務之急應該是改善後期中等教育的辦學環境。給予技術學校平等的立足點，使之與普通教育系統得以平行發展，不但增加學生的學習選擇，也是紓解升學競爭壓力，養成社會多元價值觀的重要途徑。

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民83年〉以來，教育部積極推動綜合高中，並認為可藉此同時解決職業教育問題，紓解升學壓力。綜合高中作為後期中等教育的新一種型態，確實有其研究發展與試辦的價值。但若高職課程無法的到妥適的改善，職校繼續背負次等教育的污名，可以預料綜合高中的普通與技術課程也將在內部階層化，而複製目前高中與高職間的不平等關係。因此，教育主管能否正式高職問題，辦好技職教育，也是綜合高中成功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