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功能的角度來看，教育組織是由兩個部門組成的：組織鬆散的教學部門（教師群），與科層井然的支援部門（教育行政系統），兩個部門間的協同關係（行政與專業的分際），構成教育組織體質上的第一個決定性因素。由於支援部門是層級分明的嚴密組織，因此，支援部門的上下統屬關係（中央與地方的分際），便成了組織上的第二個決定性因素，深深影響及支援部門的體質。然而，由於所有支援部門都是各級政府組織的一部份，因此而有了「教育是否中立於政治」的摁提，這是第三個關鍵因素。

從憲法精神來看，在台灣的教育組織中，「國家」的角色只是對教育進行「法律監督」，然而，諸如，「教育部組織法」、「國民教育法」、「私立學校法」等法律，卻均授權教育部介入教育的專業領域，去進行指導與干預，教育部更發佈各種職權命令，對教育活動進行實質的管理與規範，使教學部門無法做到專業自主，處處聽命行事。

同樣的，依據憲法，教育事務本是地方自治的「固有事項」，換句話說，教育應當是地方分權的，然而，現有的各項法律、立法受拳、行政命令，卻將台灣的教育行政組織型塑成中央集權體系，使教育部逾越「支援者」與「法律監督者」的角色，成為全國教育事務的「總管理者」，反過來則使省市以下各級教育行政單位，及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均成了執行單位。於是，教育看來便不像是教師與學生間的事，倒像是基於法令的行政事務。

從現狀來看，在這樣的「管理體系」下，教育並未步上常軌，反倒亂象紛呈--連「按課表上課」都有困難。管理體系的真正管制效果，事實上只是使學校「科層化」，成為教育行政科層組織的最底層。譬如說，學校分智、仁、勇三級，主任、校長也相應地分三級，連同教師，教學人員共分七級，獎懲、考核、陞遷皆依此而為，階層森然，學校中各人的角色與功能因此產生混淆，校園中的價值也受到深遠的影響。

以校長為例，法令對校長的任用、考核、掌有的權力、行事的準則，皆有細密的規定，從這些法令來看，校長做為一校之長，他的角色身份是「局長的部下」。雖然他總一校之事務，卻沒有法定的「教育決策權」，倒是在人事上，掌有廣泛的「裁量權」，基於這些裁量權，他又成了「教師的長官」。為了節制校長的權力，上級教育行政機關又對校長的裁量，掌握了批准、許可、核定、複核與逕行變更的權力。這種「裁量的裁量權」，使得校長做為「局長部下」的色彩更為明顯。歸納來說，法令賦予校長的角色是，代表教育行政機關的「學校管理者」。至於他是不是教育家，倒是法令所不問的。

在這樣的體制下，對教師所做的問卷研究顯示，教師們下，學校的生態自然會受到深遠的影響。因此，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教師們並不期待校長運用他「太大的權力」來「領導教學」與「支援教育」，反而殷殷期望，他能以「照顧教師權益」與「保護全校師生安全」為己任。然而，事實上，在許多教師眼中，校長們最努力做的事卻是，「執行上級任務」與「整備學校環境」。校長們給予教師的這種印象，，正是官僚科層體系中人經常予人的印象，也凸顯了「教育不能中立」的問題。

不論從教師對校長的期望來看，或從校長給予教師的印象來看，在今日的校園文化中，「教育」本身顯然不是校園中人最關心的事。從本文的分析來看，這種校園文化的形成，顯然與整個教育組織的體質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