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四：（1）建立Hill口語互動行為的基本架構：（2）探討團體歷程中的口語互動行為之「溝通內容」及「工作型態」：（3）建立團體諮商的基本評量標準；（4）找出影響團體諮商效果的主要因素和歷程。

研究同時採質與量的研究。質的研究是根據Patton（1980）的模式，及陳碧玲（民79）的研究結果建構而成；量研究是以中原大學八十一~度報名參加自我探索團體諮商的六十名學生為對象。本研究使用Hill的互動矩陣、基氏人格測驗、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團體領導人員評量表、自我評量表等五種評量工具。所得資料分別以：多變項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重複量數趨向分析、三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積差相關、點二系列相關、逐步迴歸、共變數分析加以處理。結果發現：一、質的研究部分1.利用Hill的互動矩陣，能將團體歷程中的口語互動行為加以記錄並分類，有助於對溝通內容與工作型態的瞭解。2.團體結構程度的高低，會影響團體互動的速度和溝通的內容與工作型態，但影響的關鍵因素，是領導者的領導風格。3.在口語行為的工作型態上，出現最少的是面質，其次是肯定；而在溝通型態上，出現最少的是主題，最多的是成員和關係。二、量的研究部分1.全體成員及結構組與低結構組成員，在三次測量的自我評量與團體領導人員評量的得分，呈現直線趨向。2.催化員性別／結構與低結構／評量因素，在口語互動行為、自我評量、團體領導人員評量的得分，部分沒有顯著差異。3.參加團體諮商之全體成員，在田納西自我概念的分數

，並未顯著優於控制組成員。4.參加結構式團體諮商之成員，在田納西自我概念的分數，並未顯著優於參加低結構式團體諮商之成員。5.輸入變項對互動變項部分具有預測力。在互動變項的各項效標變項之總變異中，由催化員性別所能解釋的變異部分約15％－32％之間（效標變項為成員、主題、個體）；由團體性質所能解釋的變異部分約佔15％－42％之間（效標變項為成員、關係、團體、傳統式、肯定式、面質式、口語互動總數）；由成員自我評量所能解釋的變異量約佔20％（效標變項為傳統式）；由團體領導人員評量所能解釋的變異量約佔16％－17％（效標變項為肯定式、面質式）。6.輸入變項和互動變項對輸出變項部分具有預測力。最能預測三次自我評量總分的主要變項，依序為第二次自我評量分數，第一次自我評量分數，第三次自我評量分數，其所解釋的變異部分分別佔63％、26％、11％。最能預測三次團體領導人員評量總分的主要變項，依序為第二次、第一次、第三次團體領導人員評量分數，其所解釋的變異部分分別佔66％、16％、18％。

基於以上的結果與發現，研究者分別提出相關建議，以作為實務上，及未來研究的參考。